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遵循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破解现代社会发展难题中开辟，是有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真正现代化”。
遵循现代社会深层发展之道
“现代化”一词描述的是“16世纪至当今人类社会发生的种种深刻的质变和量变”。按照这一范畴的通常含义，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肇始于16世纪至18世纪西方形成的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前者孕育了资本逻辑，后者孕育了工业逻辑。资本逻辑将现代世界表象为一个财富的普遍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工业逻辑将现代世界表象为一个为科学、技术和工业所普遍改造的社会。资本逻辑和工业逻辑一旦从“历史的钟罩”里释放出来，便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支配性法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工业和资本双重逻辑所书写的社会：工业的背后是科学所推动的技术进步与创新，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革命或社会生产扩张；资本的背后是价值所支配的财富生产与增殖，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工业和资本双重逻辑的支配下，现代社会呈现为一种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科学—工业体系和经济—社会体系。
如果我们将科学进步、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以及资本积累、财富增殖和经济增长视为发展分别在质和量这两个层面的基本表现，那么贯穿于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便是发展原则，与之相匹配的则是市场、社会和国家等现代文明基本建制。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从发展的逻辑来看，现代化不只是现代文明中传统社会的历史主题，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转化和演进的进程，还是植根于现代社会的深层逻辑，即现代社会推动自身不断发展、变革和创新的历史进程。
在生产的意义上，现代化体现为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增长、发展和创新过程；在制度的意义上，体现为市场、社会和国家等现代性建制的生成过程；在文明的意义上，体现为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历史转型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开辟出的一条现代化道路，是对现代社会深层发展之道的遵循。改革开放的一个意义深远的贡献，就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基础上建立一整套与发展逻辑相匹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和法治国家体系，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体制基础。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真正扬弃
现代化虽然肇始于西方，但西方的现代化大体是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存在自身不可破解的发展难题。这一难题的集中表现，便是财富的普遍生产、积累和扩张必然伴随贫困的普遍生产、积累和扩张，甚至财富的积累是以贫困的积累为前提、基础和条件的。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二律背反问题。对此，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现代社会的贫困不仅是指人们占有财富多寡所造成的贫困，还包括资本主义的剥削与统治所造成的人口、自然、社会和精神等诸多方面的贫困。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表现为资本与劳动、资产者与无产者、帝国与殖民、中心与边缘、发达与欠发达、世界性的城市与世界性的农村之间的“两极分化”所引发的诸多矛盾、对立和冲突。因而，造成诸如西方与东方、北方与南方之间累积性的不平等结构，周期性地酝酿地区性或全球性经济、社会、生态危机。
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将发展问题视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且认为应当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观察和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强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推动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高质量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新时代。
就中国的革命、建设与发展而言，以完成民主革命的目标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历史障碍、卸下历史包袱，以完成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殖民逻辑、依附地位和资本统治中解放出来，转化为植根于中国主体性的伟大历史实践。
就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防止、规避或杜绝资本逻辑——通过西方式自由市场体制和自由民主体制——对社会形成从经济到政治、从市场到国家的全面垄断，让资本逻辑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业逻辑从属于更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逻辑，并且通过国家来引导资本、掌控信用、规范市场以及治理经济社会，以便从根本上扬弃财富和贫困双重积累所带来的“两极分化”，让市场成为“利通万物、惠施百姓、泽润万民”的天下公器。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突破。坚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作用，才能有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真正实践
自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逐渐由西方传播到东方，获得了现代化的历史内涵，并且作为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另一条现代化道路呈现在世人面前。
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苏联模式和计划体制为制度基础。它在理论的意义上，用“工厂分工”取代“社会分工”，以现代性的工厂为原型来重建整个社会；在现实的意义上，用国家取代市场，用经济的政府状态取代自发的市场状态。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创造性贡献，就是在苏联模式和传统计划体制正反两方面教训的基础上，在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创造性结合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将集资本和工业的双重逻辑于一身的发展逻辑贯穿于整个社会的生产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在一定意义上就可以说起源于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这一创造性结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认为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并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同时，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此过程中，对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对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
展望未来，应当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国内和国际，注重激发包括非公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活力，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就其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问题的克服、解决或扬弃而言，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真正统一，是遵循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2022年7月19日《解放日报》第7版“思想周刊/新论”